东西问 | 韩国汉学家朴宰雨：迅哥儿和闰土为何让我产生亲近感？

　　(东西问)韩国汉学家朴宰雨：迅哥儿和闰土为何让我产生亲近感？

　　中新社首尔3月26日电 题：迅哥儿和闰土为何让我产生亲近感？

　　——专访韩国汉学家、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朴宰雨

　　中新社记者 刘旭

　　上世纪20年代，鲁迅的作品被介绍到韩国，100多年来，随着韩国社会的发展，韩国学界对鲁迅的研究从未中断，并带有深刻的韩国历史和政治烙印。有观点认为，韩国正成为研究鲁迅最多、最深入的国家之一。鲁迅为何在韩国有如此影响力？其作品为何能激起韩国人共鸣？

　　韩国汉学家、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朴宰雨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介绍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意义，并就当下韩中人文交流提出建议。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契机选择研究鲁迅作品？您最喜爱鲁迅哪部作品？

　　朴宰雨：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进入首尔大学中文系。当时韩国社会还是以“维新体制”名义延长军人独裁的状况，在当时看来，社会经济上的垄断和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这样的情况下，我接触到了鲁迅文学。我应学校报社的约稿写一篇关于鲁迅文学思想的文章，鲁迅作为“精神战士”的形象打动了我，我产生深刻共鸣，这也成为改变我命运的转折点。

　　后来写作本科毕业论文时，我选择了鲁迅的作品来研究。之后我到中国台湾留学，研究了鲁迅推崇的古典文学——司马迁《史记》。博士毕业之后，我继续做鲁迅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韩中文学比较的相关研究。2011年，我与国际上很多研究鲁迅的同行朋友在鲁迅的故乡绍兴成立了国际鲁迅研究会。我因受到鲁迅的影响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并且借此打下了文言文基础，现在又回到鲁迅文学的研究领域，我认为与鲁迅先生做到了心与心的沟通，对此倍感欣慰。

　　在鲁迅的作品中，最让我有共鸣的是《故乡》。《故乡》里可以看到农村。鲁迅笔下的农村和我故乡“锦山”的农村很相似。我和文中的“迅哥儿”一样，成长在乡村，后来到首尔上学。我也有和“闰土”一样的玩伴，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还在农村。《故乡》里冬天下雪捕鸟的场面，也是我的儿时经历。还有他描写母亲卖掉大房子要去北京时的心态，或者神情表现，我在我母亲的神情里也看到了，非常亲切。他提到的很多农村社会矛盾，或是传统封建观念的负面影响，我也非常有认同感。

　　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在浙江绍兴鲁迅故里举行颁奖典礼。鲁迅笔下闰土的原型章运水的孙子章贵在颁奖典礼现场与与鲁迅之子周海婴见面。中新社记者 袁云 摄

　　中新社记者：鲁迅及其作品在韩国的影响力如何？其作品在韩国的传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朴宰雨：从1921年初鲁迅的名字首次被介绍到韩国，一百年已经过去。韩国这一百年来接受鲁迅的历史，大概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21年到1945年。那时韩中两国都处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或控制的时期，韩国国内很少有人翻译鲁迅作品，都是一些在北京或者上海留学的知识分子对鲁迅进行评论和介绍。例如，做抗日独立运动的民族诗人李陆史在鲁迅去世的时候写了一篇哀悼文，用这样的方式表示支持和认同。

　　第二阶段是1945年解放到1950年，是一时露面期。此时韩国经历了美军政时期及李承晚总统执政，国际进步思想也不断引入民间，大家在摸索韩国的新出路。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先生的短篇集韩文版第一次出版，首尔大学文学院也举办了鲁迅去世11周年演讲会。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为鲁迅去世办演讲会，实属不易。此外，高丽大学戏剧艺术研究会把《阿Q正传》进行编剧表演，也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阶段是1950年战争发生到1979年，是潜迹期和长期开拓期。到1963年，鲁迅《呐喊》和《彷徨》里的作品在韩国得以翻译出版。1974年之后，这样的翻译作品逐渐增多，韩国学界也慢慢出现关于鲁迅的研究。

　　2011年，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观众观看巨幅浮雕《呐喊》《彷徨》。中新社发 周东潮 摄

　　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是活泼成长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韩国社会变化也很大，经济活跃起来。1987年前后，鲁迅的杂文被翻译引进韩国。另外，更加重要的是鲁迅对韩国社会民主化运动的影响。韩国的李泳禧先生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兼社会活动家代表，后来被称为“韩国的鲁迅”。他用鲁迅的杂文深刻揭露和批判当时韩国政治与社会的种种矛盾。鲁迅通过李泳禧的巨大影响，被韩国广大知识分子与学生真正接受，影响力不断扩大。

　　第五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是成长扩展期。这个阶段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关鲁迅的博士论文陆续出现，鲁迅的杂文也慢慢开始扩大普及。

　　所以，在韩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鲁迅有着不同的时代意义，给民众和知识分子带来“希望”。中文学者的介绍，使韩国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众认同鲁迅的话，许多青年看到鲁迅的文章受到鼓舞和启发。当年的这些青年也成长为韩国民主化运动领袖，活跃在韩国各个领域。

　　进入21世纪，则到了第六阶段，平淡的扩大深化期。在这个阶段，我们走过了对鲁迅的热情认同，开始静下心来坐在书桌前做研究。这20多年最重要的成果是《鲁迅全集》韩译本20卷的出版齐全。这是海外第二版《鲁迅全集》，对鲁迅在韩国的普及和传播有很好的影响。此外还有《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10卷韩文版的出版，成为韩国鲁迅学界的参照系。

　　中新社记者：现在韩国的青年人如何认识鲁迅？您认为鲁迅精神在当下有哪些现实意义？

　　朴宰雨：韩国的高考课程里有论述考试，世界名作和文学经典考生们都需要了解。鲁迅一定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部分。鲁迅的《阿Q正传》和《故乡》曾经入选韩国教科书，准备论述考试时也一定要了解。所以21世纪的韩国学生，只要读过高中一定听说过鲁迅。他们也知道阿Q的形象，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精神胜利法”等表述。媒体也经常引用“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

　　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韩国对鲁迅的研究已经不同于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和军部政权统治时期，虽有些淡化，但鲁迅的批判精神依然有现实意义。鲁迅的批判不仅对社会、对他人，还包括对自我和民族的反思，这个非常重要。

　　韩国一些人文学者没有把鲁迅当成外国作家，觉得他和我们的生活有关联。我们会引进鲁迅作品里的片段和画面，当作是生活的一面镜子；也通过引进鲁迅文学，思考如何解决韩国现实中的某些问题，也就是要应付韩国社会生活与观念上的某些矛盾，重新解释鲁迅的作品。比如我们会在韩国当地的视角上，重新解释阿Q与精神胜利法。阿Q虽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但其精神胜利法又是人类普遍性的一种体现。同样，同时代韩国人里面也有阿Q，有过怎样从阿Q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讨论。不过，在21世纪复杂多元的社会里，对“精神胜利法”的解释，也包括正反两面，有些人认为这是弱者自我欺瞒的生存战术，也是社会上“甲乙”关系中“乙”的精神健康法。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您如何看待文化交往对发展两国关系的作用？在促进中韩文化交流方面，双方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朴宰雨：韩中两国早在建国之前就有了交流，我们当时很期待韩中两国建交，可以开展正式的交流，现在转眼就到了建交30周年。这30年间，韩中的文化交流发展十分迅速和广泛，民众之间的交流也非常活跃，所以我认为两国民众的心理之间没有大的障碍。当前韩中一些年轻网民在某些话题上有争议，但是这些小小的冲突不应成为主流。我们应该发挥正能量作用，求同存异，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继续坚持人文交流，以民心相通促进两国政治层面的友好往来。

　　2021年，两名韩国青年在鲁迅故里浙江绍兴学做鲁迅笔下的绍兴菜。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具体到我本人的计划，我从去年初开始参加“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该计划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提议。我担任韩中专家委员会的韩方主席，我们与中国相关单位合作推进人文经典的互译事业。目前我们已同中方举行了几次线上会议，大概决定了本年度要翻译的两国各五部书籍，涵盖文化、文学、美学等领域，尽量在今年8月韩中建交30周年之际出版，希望能以这样的交流活动推动韩中文化互通。(完)

　　受访者简介：

　　韩国汉学家、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朴宰雨。中新社记者 刘旭 摄朴宰雨是首位被聘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的韩国文科教授，也是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并担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期刊《当代韩国》韩方主编等职。主要著作包括《史记汉书比较研究》《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20世纪中国韩国人题材小说的通时性考察》《中国当代文学考察》等，让更多的韩国人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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