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眼下的韩国,又让日本嗅到了“盟友”的气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妮妮】
2022年3月10日韩国大选,保守派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微胜现执政党(革新派)候选人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
日本对此事的态度是,谨慎地快乐。“快乐”是因为日本舆论里“反日”的文在寅下台了,其所在政党的候选人未当选。而“谨慎”则是因为,尽管之前把日韩关系的恶化归咎到文在寅“反日”,那“反文”的尹锡悦上来,如果也不能让日韩关系向日本期待的方向“改善”,那还可以期待什么?
要“理解”日本的这种心情,就要先来看看日本对韩国的基本态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日本将韩国视为“等而下之的盟友”,即主要在美日韩同盟的框架内看待日韩关系,而非单纯的日韩双边关系。
因为“大日本帝国”曾将朝鲜半岛据为殖民地,历史上对半岛的物质掠夺与文化贬损不可胜数。这一方面决定了日本在政治文化心理上很难“平等”地对待韩国(这和“韩流”在日本基层流行是两回事,并行不悖)。但另一方面,韩国有反殖民主义反侵略的战后大义,就让日本显得矮了一些。所以单纯的“日韩双边关系”,对日本来说就总有几分不舒服。
因此,要中间隔着个美国中介,日本才能找到对韩关系的舒适区。1949年,在美国中介下,两国签署了《日韩贸易协定》和《关于日韩贸易的财政协定》等一系列协定。后来的邦交正常化进程又极度不顺利,历史认识问题、赔偿问题、领土争议等几无可能形成共识。直到1965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急切希望安顿好日韩关系,日本佐藤荣作政府有强烈的“反共”(中国大陆)意愿,而韩国方面,朝鲜“千里马运动”的经济发展态势正在冲击朴正熙军政府的合法性,后者迫切希望加强与日本的经济交流。美国也劝说日本,所谓“日本的态度事关韩国国民能否实现经济繁荣”,至此日韩才签订《日韩基本条约》,正式恢复邦交正常化。
不过即使如此,直到1983年中曾根康弘才成为第一位正式访韩的日本首相。他还带去了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与军事合作项目。日本用经济优势换取韩国军人政府搁置历史问题的抉择,也用经济优势在战后重新获得了“高一等”的心理优势。日韩关系在美日韩冷战同盟主轴下,采取“政经分离”的策略。这便是战后日本“理想”的日韩关系,是舒适区。
但是,在文在寅执政之后,日韩关系的框架出现了“政经合一”的趋势,不断恶化。表面上看“恶化”是在文在寅时期发生的,但是显然有历史必然性。
韩国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是日本殖民韩国多年,在韩国的政府、经济组织、阶层关系及地域关系里,都留下了很多负资产。清理这些负资产就必然成为韩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而朴正熙政府恢复韩日邦交,自然是要压制这些矛盾。当韩国结束军人政权,进入“民选”政府时代后,这些问题必然会被提出来。历史问题不解决清楚,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会陷入瓶颈。
而点燃导火索的恰恰是日本自己。上世纪末以来,日本右翼知识界就着力发展相关理论叙述,宣称强征慰安妇问题是中国和韩国要“离间美日同盟”的阴谋,因而要在欧美国家与中韩打“舆论战”。日本还将此命名为“历史战”。到2013年安倍晋三第二次组阁,“历史战”也进入了日本对外政策。
2015年12月28日,在美国的压力下,朴槿惠政府与日本签署《韩日慰安妇协议》,称双方就“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不可逆转的一致”,日本向韩国政府主导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出资10亿日元(约6000万人民币),日方还强调这是“人道主义”的“治愈金”,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赔偿金”,并由此要求韩国不得再追诉甚至不得批判“强征慰安妇”问题。
2017年,韩国首尔市在5辆151路公交车上安装了“慰安妇”少女像。设计者称,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提醒民众勿忘历史。
这个日本维持“高一等”姿态的协议,自然成为朴槿惠政府终结的原因之一。而作为后任的总统,即使在军政后的“民选”总统中,文在寅的“进步斗士”形象也是最突出的,这也就使得他必须要直接回应日本的政治态度。
2017年5月一上任,文在寅即告知日本,《韩日慰安妇协议》没有获得大多数韩国民众接受。2018年11月,韩国女性家庭部宣布解散“和解与治愈基金会”,该协议实际中止。同年10月30日、11月29日,韩国最高法院对日本新日铁住金(前新日本制铁)公司和三菱重工在殖民时期强征朝鲜劳工案,做出终审判决,勒令被告向每位受害者原告分别赔偿1亿韩元(约合8.5万美元)和8000万韩元(约合6.8万美元)。
日本政府大怒,安倍政府坚称1965年签订的《韩日请求权协定》——签署者也正好是安倍晋三的叔祖父佐藤荣作——已经“完全、最终”地解决了征用权问题,称韩国“违背了国际法”。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向韩国提供总计5亿美元(含3亿美元无偿援助和2亿美元贷款)的经济援助,日本政府认为这包含对强征劳工的赔偿。而韩国方面则认为,协定并未涵盖受害者与遗属的个人请偿权。
两边针对历史问题的争论越来越激烈。2019年7月4日,也许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安倍政府突然宣布限制三种半导体等核心零部件对韩出口,随后又将韩国从“白色(A类)国家清单”(贸易优惠国待遇)中删除,加强对韩国出口的管制。日方的理由是出口给韩国的这些材料可用于军事领域,包括制造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引发日本“不安”。此决定一出,日本国内舆论气氛激昂,提前渲染了“外交胜利”的空气。
但韩国并无惧色,文在寅政府立刻在8月宣布,既然日本缺少对韩国的安全信任,那么同年11月23日到期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将不再延期。9月6日,首尔与釜山市议会通过条例案,将特定日本企业定义为“战犯企业”,宣布不再购买其产品。8月25日,韩国在独岛(竹岛)高调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日本立刻抗议,自卫队在国内举行了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日本随后发布2019年度《防卫白皮书》,声明拥有独岛(竹岛)主权。
安倍政府祭出贸易杀手锏,韩国不但没有“倒戈弃甲以礼来降”,反而更加展现强硬态度。日本的制裁对韩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韩国由此也积极发展出了产品替代。再加上,当时美国任上的总统是对日本不甚感冒、心心念要与朝鲜发展关系的特朗普。因此,日本也很难通过“美日韩”框架向自己心目中“等而下之的盟友”施压。牌已出尽,也就只能把日韩关系恶化的原因全归结在文在寅“反日”之上,期待韩国政权更迭了。
2019年6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板门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握手会面后,跨越军事分界线来到朝方一侧。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日本舆论对尹锡悦的当选整体是快乐的。韩国还在大选中,日本主流媒体就做了好些对尹锡悦年轻支持者的专访,为之塑造了“代表年轻人的改革者”的形象。
尹锡悦当选后,时事通信社马上发出一篇报道,内容上显见是精心打磨的。首先介绍尹是“与文在寅政权斗争的反骨检察官”,突出与文的“对立”。接下来介绍尹崇拜丘吉尔,原因是尹曾说过“丘吉尔不对纳粹德国妥协,在说服国民的同时突破困难,恢复了自由民主秩序”。这段话接在介绍尹“反文”之后,很难让人不觉得有所指。最后,报道特意指出,尹虽然看上去很“威权主义形象”,但是热爱烹饪,还养了猫猫狗狗,是个可爱的男人。
也许还是出于“客观”的要求,这篇报道在结尾带上了一句,尹锡悦的家属曾涉嫌参与基金公司诈骗案。不过全篇只字未提尹锡悦在性别问题上的立场——性别问题当前也是日本国内的舆论热点,这样处理恐怕也是担心招惹负面印象。
不过,除了性别问题立场外,尹锡悦的各种发言也的确让时下比较右倾的日本政府感到“安心”。尹锡悦在竞选期间有不少亲美和对华强硬的言论,比如称萨德是韩国内政,还有对朝鲜的“先发制人”打击论,这些也和岸田文雄的表态不谋而合。
此外,尹在非正式场合的一些发言,也受到日媒的关注。比如他曾在韩美商会座谈上,表示“大部分韩国青年都讨厌中国”,“韩国有美日做后盾,和中国的关系才会好”。这些话都让日本感到,韩国还是返回了“韩美日同盟”的框架,这样日本也可以继续维持对“等而下之的盟友”的“舒适”心态了。
尹锡悦当选后的第二天,与岸田文雄通了15分钟的电话。日本媒体报道的通话成果有两条:双方同意向着改善韩日关系的目标努力;双方确认了在朝鲜相关问题上的紧密合作的方针。虽然是套话,但舆论“气氛”是乐观的。
但另一方面,还是有稳健的媒体与专家呼唤更为谨慎的态度,认为日韩关系与韩国对日政策不会因为政权更替就立刻发生大转向。理由在于,尹锡悦只是微胜,且大选表现出了明显的阵营对立,60岁以上多保守派,支持尹,40-60岁层偏向更新,支持共同民主党。而18-40岁的摇摆群体,虽然成为尹锡悦胜选的关键,但更多地只是情感上追求“政权更替”,而李在明是缺乏“新鲜感”的政坛老面孔,政策也无法与文在寅显著拉开,不如尹锡悦有“刺激性”,因而略败。
对日本而言,还有一层变数是,文在寅执政末期仍然有较高的支持率(保持35-40%,相比之前,太早的没有参考性,卢武铉是20%,李明博5%,朴槿惠就不说了),加上国民之力是国会少数党,且韩国没有政府首脑可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机制。因此,尹锡悦政府至少在两年的时间内都要维持这个“跛脚”姿势。
当然,日本媒体最直接关心的议题,还是尹锡悦会不会“清算”所谓“亲华反日”的文在寅。一方面,的确右翼媒体都对此兴致勃勃,十分期待。但另一方面专家尚能保持理智分析。他们普遍认为,尹锡悦作为一个弱党总统,而且在选举中面临民意分裂,只是微胜。且文在寅支持率尚好,如果立刻进行露骨的政治“清算”,那么不要说本来就倾向共同民主党的革新派了,连年轻的摇摆层恐怕都会疏离政府了。
这个又是给日本国内的激情浇了浇冷水。实际上,我们客观来看,日本国内只是对尹锡悦本人的“反文”“亲美”“反华”的形象寄予了厚望,却几乎没有看到有舆论指出,在接下来的日韩关系“改善”中,日本能够给韩国什么:
是更多的经济援助与合作?是历史认识上的反思?是领土争端上的让步?是转变国内右翼的“反韩”舆论?还是给韩国这个“盟友”更多的尊重?
这些如果都没有,只是盼着美国来施压,或是盼着尹锡悦是第二个朴槿惠,这对日本而言,未免显得过于“从心所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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